《七十二朝东谈主物演义》（以下简称“《演义》”），别号《七十二朝四书东谈主物演义》，是明代一部较为独特的浅近口语演义。对于该书作家为谁，经久以来众说纷繁、进退失据。
台湾孙秀君讲授在其论文《<七十二朝东谈主物演义>作家盘考》（以下简称“孙《盘考》”）中指出，《演义》作家“牵涉到对现代及后世影响甚大、《功过格》的提议者——袁黄（袁了凡）”，并判断“有可能是袁黄或与袁黄琢磨的东谈主——一又友或晚辈，而非其门生”[1]；黄强、王玉超二位讲授《<七十二朝东谈主物演义>为袁黄所作考》（以下简称“黄、王《考》”）通过详备验证，得出一个基本论断——该书确为袁黄所作。[2]
袁黄动作“《明儒学案》所不收”，却“和《明儒学案》中的多少位又实在不无交涉的东谈主”[3]，不失为晚明闻明念念想东谈主物，这也使对于《演义》作家的验证盘考更具价值与好奇羡慕。
笔者盘考袁黄有年，曾就袁氏生平、著述过头派别包摄作念过一番考据梳理，以本东谈主鄙见所及，《演义》的作家自然限于现有史料的匮乏难以详考，但其不可能出自袁氏之手。
本文试图从袁氏生平与念念想特色动手，分析阐述其不可能创作《演义》的主客不雅原因，并就琢磨学者的不雅点和论证加以考据辨析，进一步证明：如称该书作家受到袁氏著述及念念想影响，较为允洽情理；若谓该书为袁氏所作，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一、袁黄生平与念念想特色
袁黄，初名表，字坤仪，初号学海，因“悟立命之说而不欲落庸东谈主窠臼”，遂改号了凡，世称了凡先生。明世宗嘉靖十二年（1533）生于浙江嘉善魏塘镇，眷属世代“以医为业”，自袁黄始致力于科举。
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万历十六年（1588）至万历二十年（1592）任北直隶通州府宝坻知事，后升兵部职方司主事。
万历二十年（1592），适逢朝鲜“壬辰倭乱”（“万历朝鲜之役”），受兵部左侍郎经略朝鲜、蓟辽等处军务宋应昌举荐，以“军前赞画”身份入朝抗倭，数月余被毁谤而遭“削籍”，返乡后居于吴江赵田，万历三十四年（1606）死字。
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吏部尚书赵南星“追叙征倭功”，追赠其“尚宝司少卿”。清乾隆二年（1737），入祀魏塘书院“六贤祠”。[4]
近代以来，袁黄之名频频与《了凡四训》琢磨在沿途。这一由他东谈主编录袁氏笔墨而成的善书[5]文本，[6]借助释教寺庙、居士团体的力量，广博流传、影响深刻。
该书的盛行，使袁氏的念念想史形象在数百年之间资格了一个变迁：
在同期东谈主殷迈（1512-1577）眼中，袁氏乃“博洽淹贯之儒”[7]；晚明刘宗周（1578-1645）亦云，“了凡，学儒者也”[8]；在明末清初的朱鹤寿（1606-1683）眼中，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通士”[9]；而在成书于清乾隆四十年（1775）的《居士传》中，在有居士身份的彭绍升（1740-1796）笔下，袁氏俨然成为“真真挚挚”、“以祸福因果导东谈主”的释教居士。[10]
诚然，袁氏自身真的有着浓厚释教色融合三教汇通的念念想特色，其晚年居家修持，亦确有“了凡居士”[11]之称；但倘若认真检会他“儒生——儒士——儒吏——乡绅”的人命轨迹，清醒他曾以“兵部职方司主事”身份“调护诸军”出征朝鲜，并“以亲兵千余破倭将清正于咸境，三战斩馘二百二十五级，俘其时尚将叶实”[12]的实在历史，就会嗅觉民间社会习以为常的“了凡居士”形象并不全面。
居士只是是袁氏面相之一，动作王畿（1498-1583）的门东谈主、王阳明（1472-1529）的再传弟子，他号称汇通三教的阳光芒学，更是深得“内圣外王”之谈的儒家士医师。[13]
二、《演义》的成书及性质
《七十二朝东谈主物演义》别号《七十二朝四书东谈主物演义》（以下简称《演义》），是明代的一部较为独特的口语浅近演义集，共四十卷，每卷沉寂成篇。因其刻画的“四书”东谈主物属于春秋列朝，“那时天地有七十二国”（卷三十五），故称之为“七十二朝东谈主物”。
相较于明代其他口语浅近演义，《演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四十篇笔墨正文故事和东谈主物皆源于“四书”（《大学》、《中和》、《论语》、《孟子》），每卷题目均为“四书”原句。举例：
卷之一、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
卷之二、子路问强
卷之三、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
卷之四、宰予昼寝
卷之五、孔文子缘何谓之文也
卷之六、臧文仲居蔡
卷之七、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
卷之八、孰谓微生高直
卷之九、原念念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
卷之十、有澹台灭明者
卷十一、孝哉闵子骞
卷十二、叶公问政
据孙楷第先生验证，《演义》有明刊本，日本内阁文库、静嘉堂文库藏；光绪丁酉上海十万卷楼石印本，每卷有图，有总评、旁评。石印本封面题“李卓吾先生秘本”，“诸名家汇评写像”，有庚辰仲春癯谈东谈主序和空冷散东谈主、磊谈东谈主二序。
后李致忠先生在北京藏书楼觅得此书另一部明刊本，卷数、图数、总评、旁评皆与孙先生著录的两种版块吻合，惟缺封面、引言及中间数卷。
李先生从日本藏本中复制了北京藏书楼藏本所缺部分，与袁瑞萍合营对全书加以校刊、整理、标点，使之畅然可读。点校本由书目文件出书社于1988年8月出书，在“点校证据”中，推定磊谈东谈主序后所署“庚辰”为崇祯十三年（1640）。
孙楷第先生在《中国浅近演义书目》中将之置于专收“演义短篇合于率先体制者”的“明清演义部甲”中，但又视其为“演述性质”[14]，标明其独特性所在。
李致忠、袁瑞萍在“点校证据”中指出，“此书对四书东谈主物作汇注刻画的绎述性质，正足以使其成为明代俗文学发展中颇具特色的作品。四书东谈主物被写入系统性的演义，恰是值得盘考探讨的一种俗文学风物”[15]。这也证据，属于“俗文学”的《演义》一书真的有其显然特色和盘考价值。
三、《演义》并非袁氏所作的主要意义
《演义》以浅近口语创作，属于标准好奇羡慕上的“俗文学”。而通不雅袁氏现有诸多著述，未见一篇使用浅近口语写成。不管“立命之学”（《立命篇》的中枢、《了凡四训》首章）、“科第全凭阴德”这种故事性和文学性较强的文章，抑或《训儿俗说》、《四书训儿俗说》等家庭教子之作，乃至《袁生忏法》、《劝葬文》等面向群众传教号令的文章，皆以典雅文言出之。
究其原委，不仅由于袁氏的身份地位使然，更在于他对演义这一文体所持有的诡辩立场。动作其时“名家”的袁氏，晚年致力于科举磨真金不怕火参考书的编撰，其著述甫一完稿就地风行（“立命篇”的梓行即是明证），受到社会普遍宽宥与追捧，并不具备在隐敝情况下创作演义的主客不雅条目。
（一）从身份地位来看。
在中国古代，演义在诸种笔墨文体中属于“非主流”（或“不入流”），间或有东谈主以“小谈可不雅”目之，所谓“小谈”指的长短正宗性，所谓“可不雅”则是有斥逐地承认演义的某种社会价值。这一经久以来的“定评”紧紧制约了演义发展进度与价值定位，令中国古代演义弥远处于一个较为麻烦的位置。
明代演义创作传播空前盛行，也有不少文东谈主参加演义创作、评点的行列，产生了“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纪行》、《金瓶梅》）等一批浅近演义佳作，但“小谈可不雅”这一基本定位并未发生转动。
据“立命之学”自述，袁黄童年时期即有志于科举宦途，也曾“六应秋试（乡试）”又“六上春官（会试）”[16]，走的是一条由儒生而儒士、由儒士而儒吏、由儒吏而乡绅的典型儒家士医师谈路。
从师承来去复看，了凡师承王畿（龙溪），同期又私淑罗汝芳（近溪），“谈学”师承除外，又与晚明诸多“名公钜卿”和社会贤慧过从甚密，包括王锡爵（1534—1611）、陆光祖（1521—1597）、唐顺之（1507—1560）、李世达（1534-1599）、管志谈（1536-1608）、丁宾（1543-1633）、冯梦祯（1546-1605）、王肯堂（1549-1613）、周汝登（1547-1629）等等。
万积年间，袁氏更被誉为“嘉兴府三名家”之一。进士登科后，先任县令，再迁兵部，在其晚年所作“《游艺塾文规》引”中，自署为“敕维护蓟辽、保定、山东等处军务兼督朝鲜兵政加四品服兵部职方司主事”。
以这么一种进士出生和官员地位，以及世东谈主概括标“名家”身份，在鲜为东谈主知的情况下创作口语浅近演义，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二）从现有著述来看。
袁氏博学多闻、著述颇丰，他自言平生“绎古今，删述经史，所著书毋虑千卷，而刻行者凡三十余种”[17]。
其门东谈主韩初命在作于万历十八年（1590）的《刻<祈嗣真诠>引》中说：“先生（指袁黄—引者注）登进士，名重于天地，天地士歌唱举子业如《心鹄》、《备考》、《疏意》等书，令都市纸增价。又作《经世略》三百卷、《通史》一千卷，皆未梓，世莫睹焉。”[18]
日本学者酒井忠夫在其《中国善书盘考》中详考了凡存世著述，包括：
（一）日本内阁文库、尊敬阁文库储藏：
1、《立命篇》；2、《省身录》；3、《广生篇》；4、《祈嗣真诠》；5、《阴骘录》；6、《四书删正》；7、《袁先生四书训儿俗说》；8、《增订二三场群书备考》；9、《游艺塾续文规》；10、《袁了凡先生汇选古今文苑举业精华四集》；11、《新刻经世文衡》；12、《两行斋集》；13、《历史大方纲核定补》。
（二）除以上各式外，《四库全书》收录了凡著述：1、《皇都水利》；2、《评注八代文宗》。
（三）除以上各式外，《千顷堂书目》录有：1、《宝坻政书》；2、《宝坻农书》；3、《袁生忏法》；4、《诗外传说》；5、《静坐要诀》；6、《历法新书》。
（四）另外，《袁氏丛书》（内阁文库藏）收录的了凡校订、增订的其父袁仁的著述：1、《毛诗或问》；2、《尚书砭蔡编》；3、《春秋针胡编》；4、《一螺集》；5、《编年类编》；6、《庭帷杂录》（袁仁浑家家训，了凡伯仲承述）。[19]
以上清单陈列明晰凡绝大部分著述，但仍未囊括其《摄生三要》、《训儿俗说》（非《四书训儿俗说》）、《游艺塾文规》、《游艺塾续文规》等著述。
分析可知，其著述波及三个方面：
一是琢磨修身养性的，包括《祈嗣真诠》、《静坐要诀》、《摄生三要》等；二是琢磨科举磨真金不怕火的，包括《四书删正》、《袁先生四书训儿俗说》、《增订二三场群书备考》等；三是琢磨“经济实学”的，包括《皇都水利》、《宝坻政书》、《历法新书》等。
（三）从文风习惯来看。
袁氏早有文名，后又以科举文章被奉为宗匠，通不雅他的著述，文风文明，十分谨慎修辞。不管是“立命之学”（《立命篇》的中枢、《了凡四训》首章）、“科第全凭阴德”这种叙事性和文学性很强的文章，抑或《训儿俗说》、《四书训儿俗说》这种家庭教子之作，乃至《袁生忏法》、《劝葬文》等面向士庶群众传教号令的作品，皆以文言写成。
目之所及，袁氏现有著述未见一篇口语文章。他的著述，如《祈嗣真诠》、《静坐要诀》等，体例完备，章节皆整，说理充分，文才斐然，尽显文章人人的气派。
动作八股文人人，他在指导门东谈主作文之谈时曾云：
笔墨最忌有下俚气息，须包容天下，渺视古今，高者薄青冥，下者彻重泉，庶可压倒元、白。然此无谓希慕高远，只须心肠超然，光明洁净，亦无谓独当一面，只于日用饮食、语默取与之际，时求合理，惟公惟恕，便不为鄙秽所染矣。凡私己求胜，喜声誉，竞长短，好谈东谈主短，皆是下俚气息。大东谈主量含太虚，万物一体，何己可私？何东谈主可胜？东谈主之短皆己之短，岂敢轻谈？有检身不暇，岂敢见东谈主之短？此皆是刻下实事，虽非悟后之修，亦是梦中之觉，愿与诸生勉之。[20]
这段话明白阐述了袁氏一贯的作文宗旨——立意高远、方式宽敞、切忌俚俗。
遍不雅《袁了凡文集》中的笔墨，夷易直白则有之，却莫得一点一毫的狠恶之气。所谓文如其东谈主，这与袁氏本东谈主的意境修持、征象方式是一致的，其时另一位文章人人唐顺之对他为东谈主为文的评价可谓精当——“世情颇淡”，也就是说袁氏文章带有一种自然的致密无比气质，平常之风不可侵染。
反不雅《演义》笔墨，估客俗气之语时或见之，狠恶不文的态状所在多有，这自然与其口语浅近演义的性质琢磨，但也应该与作家本东谈主的气派不无关系。总之，《演义》笔墨与袁氏手笔，不管是笔法笔调抑或精神征象都霄壤之别。
（四）从袁氏对演义所持立场来看。
口语浅近演义在中国古代难登大雅不登大雅，除了在精英阶级眼中口语不够雅驯除外，主要在于它们主如果靠近平民群众，为中基层“说法”，因此不可幸免要混合基层的念念想相识形态，未必致使需要着意迎阿基层东谈主士的喜好。
对于演义的这一弊病，袁氏有默契的相识，他说：
上蔡先生云：“天谈祸淫，不加悔罪之东谈主。”斯言信矣！然又不但淫行当戒已也。尝见念书才士，与一切伶俐俊少，谈及淫污私交，必多方臆度，一唱百合。每因言者津津，遂致听者跃跃。夫奸恶心事，实系毕生名节。一言偶失，殃累无限。使其生则含羞，死犹遗臭，先东谈主蒙垢，子孙怀惭。上干天怒，莫此为甚。
……至若传奇演义，多属装假，虽意取讥时，或理含警世，而上智难概，中下为多，披览之余，动心失性，则东谈主东谈主之孽，皆其孽矣！[21]
以上引自袁氏所作《遏淫说》，该文虽短，却清楚了两层进击信息。
一方面，该文显然属于面向士庶大祖传教号令的劝善文章，写得平白晓畅，但是仍然使用文言，不绝袁氏一贯气派。
另一方面，更为进击的是，这里清楚了袁氏对于演义文体的一个明确而教育的个东谈主不雅点，即传奇演义这种题材即就是“意取讥时”、“理含警世”，都是不可取、不可作、不可传的，因为靠近基层社会读者的时候，善恶难以辨认，成果难以保证，易于造“孽”。
这也就是前东谈主所谓，“读《金瓶梅》而生恻隐心者，菩萨也；生惶恐心者，正人也；生鼎沸心者，小东谈主也；生师法心者，乃兽类耳”的深意所在。即使作家怀有警世劝善之心，又怎样确保读者均为“菩萨”、“正人”呢？
根据袁氏对于演义所持有的负面立场，也不错判定他不会创作《演义》这一浅近口语演义。
细勘《演义》中的部分章节，如“孔文子缘何谓之文也（卷之五）”中太叔疾与宋长女私会等情节，情欲刻画较为直截露骨，怎样可能出私费神东谈主们“披览之余”“动心失性”的袁氏笔下？
（五）从门东谈主和养子的记叙来看。
万历三十三年（1605），亦即袁氏死字前一年，袁氏弟子杨士范以“游先生门下三十余年”的资深弟子身份，为准备交由“建阳余氏”梓行的《了凡杂著》作序。
万历三十三年建阳余氏刊本《了凡杂著》收录了袁氏的著述合计九种十七卷，分辨为：《训儿俗说》一卷、《静坐要诀》一卷、《祈嗣真诠》一卷、《袁生忏法》、《净行别品》、《河图洛书解》合一卷、《劝农书》一卷、《皇都水利》一卷、《诗外传说》二卷、《历法新书》五卷、《宝坻政书》四卷。
杨士范又在《刻了凡杂著序》中详备列举了袁氏“杂著”除外的诸种著述——
先生（指袁黄——引者注）又以其余力阐明古先圣东谈主之书，读《易》则有《袁氏易传》三十卷，读诗则有《毛诗袁笺》二十卷，读《书》则有《尚书大旨》十二卷，读《春秋》则有《义例全书》十八卷，读《礼》则有《礼记略说》、《周礼正经解义》共二十卷，读《四书》则有《疏意》二十四卷，外古使有《袁氏通史》一千卷，今史有《皇明正史》四百卷，皆未梓行。[22]
《了凡杂著》梓行的袁氏著述，加上杨士范所述其他的著述，不错粗略看清袁氏晚年一世著述的粗略面貌。其中，莫得提到有《演义》之类的演义著述。
袁氏养子叶绍袁（1589-1648），字仲韶，晚号天寥谈东谈主，天启五年进士，吴江叶家埭东谈主，其父叶重第与袁氏同榜进士。他自幼在袁黄家长大，与袁黄之子袁俨（1581-1627）相交“数十年，异姓骨血伯仲之好，弥远如一，晦明风雨、欢悲欣戚无不同之”。共同修习举业，故名“绍袁”。他与袁氏两代东谈主渊源深厚，关系非并吞般，尤其对袁氏晚年景况知之甚悉。
在《湖隐外史》中，他记叙袁氏著述云：
袁司马先生（指袁黄——引者注），有《史籍解》、《历法新书》、《屯田马政事河考》、《农书》、《易说》、《尚书中和疏意》、《举业文规》、《心鹄》、《群书备考》、《两行斋集》。[23]
可见，不管是袁氏晚年的亲近门东谈主如故养子，均未说起袁氏也曾撰写《演义》之类浅近演义性质册本。
（六）从袁氏晚年著述及出书情况来看。
袁氏资格了漫长的科举生计，直至万历十四年（1586）第六次参加会试考中进士，时年也曾54岁。后又奔跑宦途，致仕返乡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肃穆开启乡绅生计。直至万历三十四年死字，袁氏主要从事教子（其子袁俨生于万历九年，袁氏其时49岁）和科举磨真金不怕火参考书的编撰责任。[24]
自然，袁氏丁壮时期即柔软举业作文并防止总结训戒，编写举业参考用书并非始于晚年闲居之时。[25]在这期间他撰写出书了一部“大书”——《游艺塾文规》过头续编。
《游艺塾文规》共十卷，除第一卷证明八股文创作表面以及本东谈主举业资颠倒，其余各卷对万历八年至二十九年的程文墨卷从作文技法角度作念了详备剖释，以供参加科举磨真金不怕火的士子参考。该书扉页“题识”称：
了凡先生旧有《谈文录》、《举业彀率》及《心鹄》等书刊布海内，久为艺苑所歌唱。近杜门教子，复将新科墨卷自破而承而小讲、大讲，分类评订，怎样而元，怎样而魁，怎样登第，一览了然。[26]
该书完成后，袁氏又编撰了合计十八卷的《游艺塾续文规》，前九卷为“三十六家论文”，其中三至五卷为“了凡袁先生论文”，简直囊括了明代万历三十二年之前所有八股文人人，诸如王守仁、王鏊、唐顺之、瞿景淳、薛应旗、茅坤、沈位、徐常吉、杜伟、郭子章、顾宪成、吴默、董其昌、王衡、孙月峰、冯梦祯、李廷机、袁宗谈、陶望龄、汤宾尹等；后九卷是对万历三十年乡试和万历三十二年会试程文墨卷的评析。
这从一个侧面证据袁氏晚年的志趣和责任，一边忙于教子，一边编印科举册本，并不具备创作长篇浅近演义的时分条目。
此外，其时袁氏著述可谓炙手可热、颇为畅销，一朝完稿，即由闻明的出书商“建阳余氏”挑升梓行（《了凡杂著》即由“建阳余氏”刻行）。这一方面与晚明出书业的发达琢磨，更源于袁氏自身的“名家”身份。
假如袁氏照实写了《演义》这一演义，详情会被敏锐把捏市集需求的书商刊刻通顺（《立命篇》的刻行既是证明），怎会待到崇祯十三年再由名不见经传的“癯谈东谈主”、“磊谈东谈主”作序刻行？
四、验证与辨析
（一）对于“晋东谈主有冯妇者（卷三十九）”卷末斥逐涉袁考语的问题。
该卷总评第二条云：“世上东谈主如冯妇者多矣，使非了凡老子破句点出，则冯妇搏虎，仍旧是个俗物，必如斯方婉转多情。”
真的，诚如黄、王《考》指出的，点校者李致忠先生未防止此条考语（书目文件出书社点校本《演义》无此句），但倘若据此以为“评点者也曾清楚了此书作家的进击信息”，“此条总评无疑是袁黄为《演义》作家的一个确证”，难免失之核定。
其实，对于《孟子》此章的破句问题源于袁氏所作一部“兼具《四书》阐释和科举参考性质”的册本——《四书删正》。《演义》此卷题目“晋东谈主有冯妇者”语出《孟子·精心章句下》，原文为：
晋东谈主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隅，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
朱熹《四书集注》以及历来沿用的标准句读都是如斯。袁氏却对此持有异议，其《四书删正》“下孟”就此指出：“‘卒为善’，作句；‘士则之’，作句。下‘为士者笑之’，正与‘士则之’相应。依袁氏之见，此章标点应为：
晋东谈主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隅，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
所谓“破句”，指在不是一句的地方断句，并非“破《孟子》众句而成单句文题”[27]。总体来看，这篇故事的基本是按照袁氏断句的事理逻辑进行叙述的。
事实上，《四书删正》原名《四书便蒙》，刻行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于万积年间更名为《四书删正》并屡次重刊。[28]
该书虽为举业士子而作，却并非探讨文章本领之书，而是以阳明心学立场对于儒家《四书》所作的新评释。该书内页题曰“了凡袁先生四书删正兼疏意”，上署“袁衙藏版”，操纵小注云：“国度举业宗朱传，年年墨守，超轶而上，势实艰之，故稍为删正，以便儿曹习读。”[29]
可见，该书的写稿起因，是深憾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四书》传注之弊，以及对冲破其时士子墨守朱子学说的期待。
此书在晚明颇受追捧，“五十年来遍传天地”[30]。由于影响较大并激励争议，遭到官方禁毁，但是“禁之愈严，而四方学者趋之愈众”[31]。不错推断，晚明读过袁氏《四书删正》并对朱熹《四书集注》抱有异议者应该大有东谈主在。
其实，此一“《孟子》破句公案”并非始于袁黄。其《游艺塾续文规》卷三“了凡袁先生论文”云：
先，曾祖落泉（应为菊泉—引者注）先生尝言季文奇士，其所著书尽有精义，即句读间亦多可采者。……《孟子》：“晋东谈主有冯妇者，善搏虎，ag平台百家乐卒为善。”“善”字作句，“士则之”，“之”字作句，“野”字连下读，此千古一定之理。其时贫贱骄人，不复细阅，一概废毁之，岂但非朝廷右文之意，兼亦非朱子求益之心矣。[32]
可见，这一句读之法最早源于明初儒者朱季文，只不外袁氏复古这一倡导，并使之通过《四书删正》广博流传。
由此可见，岂论是《演义》作家如故评点者，均十分纯熟袁氏《四书删正》一书过头不雅点，这是袁氏属于闻明东谈主士且著述畅销使然，而不可成为袁氏创作《演义》的凭据。
（二）对于“援释谈入儒”。
黄、王《考》以为袁氏“得志儒门弟子，又是释谈信徒，将释教轮呈报应之说媾和家劝善念念想融入儒家仁义学说”，而“《演义》中波及释教循环、因果报应之说者”数见不鲜，“波及谈家者也屡有所见”，“稠密故事中所包含的基本念念想充分呈现出袁黄念念想的两大特征，即使是其入室弟子也难以具备乃师这种以特定的念念想既统揽全局，又将其环环相扣地渗入到简直所有的故事中去的组织力量”，因此料定“袁黄就是《演义》的作家。”
笔者也曾撰文指出，袁氏自然以儒为宗，但却接受了王守仁、王畿的念念想品格，深受佛谈二教影响，属于汇通三教的阳光芒学。这既与个东谈主念念想趋向缜密联贯，又与时间布景和社会念念潮巢倾卵破，却不可成为《演义》为袁氏所作的佐证。[33]
事实上，明代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恰是三教汇通的岑岭时期。学者指出，嘉靖、隆庆之后，跟着阳明心学勃兴，三教汇通俨然成为时间的潮水，“盖心学盛行之时，无不讲三教归一者也。”[34]
释教资格明代中期的低迷，至晚明而高僧辈出，且都抱有较为盛开的胸宇，容受一切佛法，等视各宗各派，禅宗典籍的著述也十分丰硕，步入“中国释教回话的时间”[35]。
玄教方面，由于最高总揽者的崇奉，导致好多玄教中东谈主径直参政，径直傍边政事生态，其多神崇拜、内丹素养、行善积功等不雅念广博渗入至念念想文化各个畛域并在民间膨胀生长。
柳存仁在其《明儒与玄教》中说：“在明代念念想史中，玄教的影响力真的很大，大到也许比咱们人人耳熏目染的好多新儒家像王阳明、王龙溪、湛甘泉、罗近溪这些东谈主每一个东谈主所能够个别地给以其时的影响要大得多。”[36]
坦率地说，佛谈二教之于晚明社会的影响，绝不单是存在于精英念念想家的言论和著述之中，更体当今平常民间的方方面面。
已有学者指出，晚明时间“理学家谈禅、讲内丹，释教徒论正心忠诚、治国平天地，玄教徒讲明心见性、谈自若。这在其时是一种普遍的文化风物，何况还反馈到民间机密宗教结社的教理教义之中、问学作品之中、人人的念念想信仰和行径行径上”[37]。
显然，三教汇通动作晚明时间念念潮和普遍的社会文化风物，反馈在《演义》等浅近文学作品上原非奇事，而具有三教和会念念想特质的精英学者乃至基层人人所在多有，远非袁氏一东谈主，不可据此将袁氏与《演义》作家琢磨起来。
（三）对于“因果报应念念想”的问题。
黄、王《考》指出：“《演义》好多故事伊始号和斥逐对于因果报应、善恶循环的大段有计划无疑是本书作家随性阐明的，相似与袁黄收入《游艺塾续文规》卷一的《科举全凭阴德》、《谦善利中》、《立命之学》等篇中所发的有计划似曾相识。”
其实，谈德目的和阴骘念念想是袁氏著述的特色之一，正如其门东谈主所指出的，“先生（指袁黄—引者注）衍贯古今，究极玄奥……而爱物之心，实其天性，故举子业则心术、阴骘其所重，而祈嗣必本之自新、积善”[38]。
但是如果将《演义》这一演义文本所宣扬的因果报应理念，与袁氏著述琢磨起来，则难免牵强。
原因在于，明代大多数世情演义作品，包括“三言二拍”在内，简直都包含着因果报应的宿命论念念想。这是因为果报不雅念在我国源源而来，并与传入的释教念念想相和会，形成了明代中后期普遍的社会文化面貌。因果报应念念想不振落伍的一面不言而喻，但另一方面抒发了栉垢爬痒的假想和愿望，体现出作家规诫教授的场所。
普通来讲，《西纪行》、《金瓶梅》以及其后的《醒世姻缘传》都包含着浓厚的因果报应念念想，具有警世劝善的作用。可见，《演义》带有浓厚的因果报应念念想并非个例，而是明代演义文本的一种普遍风物，更无法由此推断袁氏为该书作家。
（四）对于袁氏所作《四书删正》。
《四书删正》为袁氏早年作品，后一再梓行，其晚年总结写稿起因云：
从此而读《五经》、《四书》，见孔孟之言，句句皆是家常真话，而宋儒训诂，如举火焚空，一绝不着。悯正学之榛芜，开久迷之眼目，《四书》作《便蒙书》，“书经”作《详节》，大删朱注而略存其可通者，于嘉靖乙卯年刻行，五十年来遍传天地。其时并不书弟之名，故家祖传习，并无有计划。近有友东谈主改作《删正》，而列弟名于上。夫不书名，则意在指迷，而不错相忘于物议；一书名，则迹涉贾誉，而遂来众口之呶呶。盖世间所忌者正在名，而今适犯其所忌也。[39]
由此可见，袁氏是以写稿此书，乃是动怒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在四书评释上存在的老套、空疏、支离之弊——“如举火焚空，一绝不着”。而“悯正学之榛芜，开久迷之眼目”的愿景，也标明动作阳光芒学的他对于冲破其时举业士子一味折服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死板于宋儒训诂之学的千里闷烦恼的期待。
其具体作念法，是“大删朱注而略存其可通者”，并进行重新评释。“嘉靖乙卯”即嘉靖三十四年（1555），袁氏年方23岁，据其所言，《四书删正》原本“四书便蒙书”其时即已发行。
此处两个细节尤其值得防止：一、该书的写稿手法是“大删朱注而略存其可通者”；二、袁氏作“四书便蒙书”并未签字，直到晚年（万历三十二年）方有友东谈主将书名改为“删正”，并代署袁黄之名。
事实上，晚明士医师对“四书”进行重新阐释者所在多有，并不可因为也曾撰写“四书”方面的论著，将其与《演义》琢磨起来。
明代前期，官方尊崇程朱念念想，科举磨真金不怕火“一尊朱注”，相识形态高度调理，在一定程度上钳制了士东谈主的念念想，阻难了习尚。
明代中期以后，阳明心学风行草从般地传播开来，影响所及，对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官方相识形态形成一定冲击。
反馈在四书评释方面，一批有别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援引阳明心学对四书进行评释的著述涌现出来，如：孙应鳌（1527-1584）《四书近语》、管志谈（1536-1608）《孟义订测》、焦竑（1541-1620）《焦氏四书讲录》、葛寅亮（生卒年省略，万历二十九年进士）《四书湖南讲》、周汝登（1547-1629）《四书宗旨》、鹿善继（1575-1636）《四书说约》等。
袁氏《四书删正》恰是这一时间布景下的作品，不可据此推断其为《演义》作家。
（五）对于《演义》援引并演绎袁氏《立命篇》中“支立之父”故事的问题。
李致忠先生指出“《七十二朝东谈主物演义》中表示的某些释家念念想，实在令东谈主生疑就是袁黄念念想的再现”，由于莫得确证，他转而以为“最大的可能是袁黄的门生后东谈主所为”，因为《演义》卷之五“孔文子缘何谓之文也”中引支立之父一事，文中写谈：“这故事却也不近不远，出在本朝那袁了翁所著的《立命篇》上”，何况背面又附了一首夸赞袁了凡的五言古诗——“假令寻稗史，犹说事旷费。惟一袁老子，身为现代模。出言既不苟，著书岂含糊。好尚求古贤，虚声不敢沽。不雅其谈理义，在在遗皮肤。镂心复琢髓，了凡号匪诬。是以有所传，朝野交相趋。我今演斯纪，庶曰报应图。”
黄、王《考》据此指出，“肯定袁黄就是《演义》的作家，并不遗弃其门东谈主弟子其后修改的可能性，因为在袁黄的稠密著述中，其弟子其后将其文稿整理剪辑成书者并非个别。”
对于以上两种不雅点笔者不敢苟同，相悖，本卷援用袁氏《立命篇》中的故事刚巧不错动作袁氏绝非《演义》作家真的证。原因安在？在于细节。
袁氏《立命篇》所述“支立之父”故事云：
不管阖郡，就吾一县言之。支立之父，为刑房吏，有囚无辜陷重辟，意哀之，欲求其生。囚语其妻曰：“支公嘉意，愧无以报，明日延之下乡，汝以身事之，彼或肯宅心，则我可生也。”其妻泣而听命。及支至家，妻自出劝酒，具告以夫意。支不听，卒为努力雪冤之。囚出狱，鸳侣登门扣谢曰：“公如斯厚德，近世所希。今无子，吾有弱女，送为箕帚妾，此则理之可通者。”支为备礼纳之。生立，弱冠中魁，官至翰林孔目。立生高，高生禄，皆贡为学博。禄生大纶，登第。[40]
可见，支立与袁氏同为嘉善东谈主，由于支家在袁氏时间也曾成为名门显宦，其眷属故事早为嘉善地区人人耳熏目染，故袁氏对其知之甚稔。
关联词，《演义》中对于这一故事的讲演却别有一番境况，其云——
却说那一个有报有应的东谈主，你谈他是多么样东谈主？他是本朝进士，身中大魁，姓支名立，未查籍贯何方，想亦不出这十五国都除外，决是衣冠文物之乡，才生得这一位高英之彦。如今且不说他惬心考场，挂名金榜，那般样的隆盛繁华，快意适情，身拥丰厚，结靷连驷，呼奴使婢，揖抗诸侯之庭，延誉四海除外这好多妙事。且说他的父亲为东谈主，真乃是个隐正人流。
“未查籍贯何方，想亦不出这十五国都除外”一句清楚了一个进击信息：《演义》作家根柢不清楚支立的籍贯！这就证据，《演义》作家根柢不是袁黄，致使也不是嘉兴府嘉善县区域之内的东谈主，因为支立的故事在其时当地广为东谈主知。
其实，孙秀君讲授早已强横指出，袁氏“四书”著述（主如果《四书删正》、《四书训儿俗说》）中的部分不雅点与《演义》的情节叙事有昭着相反。笔者以为，这是袁氏并非《演义》作家的径直而又实在的凭据。
现将孙讲授盘考的具体施行简化并开列如下：
其一，对于“闵子骞是否曾臣于季氏的问题”，袁氏《四书训儿俗说》并未明白颂赞或者反对，其《四书删正》则云：“其时卿医师皆公族世官，士惟不仕则已，仕则未有不仕于医师者。……说者乃谓仲尼之门能不仕医师之门者，闵子曾子数东谈主良友。此臆说不及据也。《家语》载闵子为季氏宰，问政孔子，告以驭东谈主如驭马，其说甚长。则闵子尝臣季氏矣。”也就是说，以袁氏来看，闵子照实也曾臣于季氏，《演义》却采信闵子未仕于季氏的说法。
其二，对于“伯夷叔皆谏伐而饿之事”，袁氏《四书训儿俗说》未对此多加解释，其《四书删正》则云：“夷皆谏伐而饿，朱子信而置之传中，本朝学士王直普‘夷皆十辨’备证其无此事。”显然，袁氏对于朱子信赖“夷皆谏伐而饿”抱有异议，其愈加倾向于明代学者王直普的不雅点（“其无此事”），而《演义》却采信“伯夷叔皆谏伐而饿”的不雅点。
其三，对于“优孟学孙叔敖”的问题，袁氏《两行斋集》卷三“优孟学孙叔敖辩”云：“男子面貌安得变而肖之？楚王与敖处几年矣，岂不可别真伪哉？纵使形容毕肖，王及傍边已知其死久矣，何自而疑其复生，又何自而即欲相之耶？其言甚诞不及信。”可见，袁氏以为《史记》的这一说法颇为失误，而《演义》则采信“优孟学孙叔敖”的说法。
总而言之，《演义》绝非袁氏所作，致使也不可能出自嘉善地区袁氏晚辈或门生之手；根据验证，吾东谈主能够推断《演义》作家是晚明时期深受袁氏念念想影响并崇拜袁氏的一位念书东谈主。
注视：
[1] 孙秀君：《<七十二朝东谈主物演义>作家盘考》，《东海中语学报》（第15期），2003年7月，第159页。
[2] 参见黄强、王玉超：《<七十二朝东谈主物演义>为袁黄所作考》，《明清演义盘考》，2008年第1期，第286-299页。
[3] 柳存仁：《和风堂文集》（中），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1995年，第836页。
[4] 参见笔者著：《从精英到民间：袁了凡念念想盘考》，新北市：花木兰文化出书社，2017年，第2页。另见（明）袁黄：《袁了凡文集》“袁了凡简介”，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注：后文注视该书一律简称“《文集》”。
[5] 善书，亦称劝善书，是指以因果报应的说教宣传伦理谈德、劝东谈主从善去恶的浅近教授册本，民间也将这类册本称为“劝世文”或“因果书”。参见陈霞：《谈家劝善书盘考》，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第2页。
[6] 对于《了凡四训》并非袁氏本东谈主生前自定家训，而是后东谈主编录的善书文本，具体详见林志鹏《从<了凡四训>到<训儿俗说>——对于袁了凡过头家风家训的念念想史检会》，《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44页。
[7] 参见《文集》，第877页。
[8] （明）刘宗周：《刘子全书》卷之一，“东谈主谱自序”。
[9] （明）朱鹤寿：《愚庵小集》卷上“赠尚宝少卿了凡袁公传”，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1979年。
[10] （清）彭绍升著，赵嗣沧点校：《居士传》，成都：成都古籍书店，2000年，第237-243页。另外，被彭氏列入《居士传》中的儒家东谈主物大有东谈主在，如以晚明时期为例，主要包括：赵大洲、管志谈、杨起元、陶望龄、王肯堂、焦竑、李贽等东谈主。参氏著，赵嗣沧点校：《居士传》，成都：成都古籍书店，2000年。
[11] 紫柏真可、密藏谈开称了凡为“了凡居士”，参见（明）紫柏真可：《紫柏专家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2013年，第606页；（明）密藏法师：《密藏开禅师遗稿》，台北：新文丰出书公司，1971年，第10页。
[12] 《文集》，第1868页。
[13] 对于袁氏对王畿、罗汝芳（“二溪”）念念想的接受弘扬，详见林志鹏著：《从精英到民间：袁了凡念念想盘考》，新北市：花木兰文化出书社，2017年，第44页。
[14] 孙楷第：《中国浅近演义书目》，台北：广雅出书社，1983年10月第一版，第130页。
[15] 李致忠、袁瑞萍点校：《七十二朝东谈主物演义》，北京：书目文件出书社，1988年8月第一版，第1-2页。
[16] 《文集》，第1337页。
[17] 《文集》，第1317页。
[18] 《文集》，第67页。
[19] 酒井忠夫对袁氏著述的梳理，参见氏著，刘岳兵等译：《中国善书盘考（增补版）》，南京：江苏东谈主民出书社，2010年，第303-309页。
[20]（明）袁黄著，黄强、徐珊珊校订：《〈游艺塾文规〉正续编》，武汉：武汉大学出书社，2009年，第212-213页。
[21] 《文集》，第903-904页。
[22] 《文集》，第1-2页。
[23] 吴江汾湖经济确立区，吴江市档案局编：《分湖三志》扬州：广陵书社，2008年，第253页。
[24] 参见笔者“袁了凡年表事略”，林志鹏著：《从精英到民间：袁了凡念念想盘考》，新北市：花木兰文化出书社，2017年，第185-191页。
[25] 对于袁氏多数编撰出书举业参考书的情况，不错参考张献忠：《袁黄与科举磨真金不怕火用书的编纂——兼谈明代科举磨真金不怕火的两个问题》，《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193-199页。
[26] （明）袁黄著，黄强、徐珊珊校订：《〈游艺塾文规〉正续编》，武汉：武汉大学出书社，2009年，第5页。
[27] 黄强、王玉超：《<七十二朝东谈主物演义>为袁黄所作考》，《明清演义盘考》，2008年第1期，第288页。
[28] 参见拙文《袁黄〈四书删正〉考述》，《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3期。
[29] （明）袁黄：《四书删正》，内页，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刊本。
[30] （明）袁黄撰，黄强、徐珊珊校订：《游艺塾文规》正续编，武汉：武汉大学出书社，2009年，第451页。
[31] （明）袁黄：《袁了凡文集》，线装书局，2006年，第2页。
[32] （明）袁黄撰，黄强、徐珊珊校订：《游艺塾文规》正续编，武汉：武汉大学出书社，2009年，第456页。
[33] 参见笔者“汇通三教的阳光芒学”，林志鹏著：《从精英到民间：袁了凡念念想盘考》，新北市：花木兰文化出书社，2017年，第43页。
[34] （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撮要》，卷一百三十二，子部四十二，杂家类存目九，石家庄：河北东谈主民出书社，2000年，第3378页。
[35] 圣严法师：《明末释教盘考》，北京：宗教文化出书社，2006年，第3页。
[36] 柳存仁：《和风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1995年，第846页。
[37] 唐大潮：《明清之际玄教三教合一念念想论》，北京：宗教文化出书社，2000年，第143页。
[38] 《文集》，第67页。
[39] （明）袁黄撰，黄强、徐珊珊校订：《游艺塾文规》正续编，武汉：武汉大学出书社，2009年，第451页。
[40] （明）袁黄撰，林志鹏点校：《立命篇》（日本内阁文库藏版），第15-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