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 叶克飞
巴黎有许多地标，奏凯门、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圣母院、奥塞好意思术馆、蓬皮杜中心、香榭丽舍大街……但我最倾心的一直是先贤祠。
我率先对先贤祠的说合终点浅薄，只是以为一个国度能将哲东谈主、文体家和艺术家们放在最清亮的位置，呈现的是对常识和真谛的尊重。但在阅历过发蒙时期、珍贵念念辨的法国，围绕先贤祠的争论一直许多，“尊重哲东谈主≠造神”“应否尊重不肯进先贤祠的权益”齐是频频被商议的话题，而这些才是更深档次的“法国价值”所在。
位于巴黎塞纳河左岸拉丁区的先贤祠，建成于1791年，安葬着伏尔泰、卢梭、维克多·雨果、爱弥尔·左拉、马塞兰·贝托洛、让·饶勒斯和大仲马等。
要是只是依靠一堆名字堆砌记忆，会不会是另一种空幻，让先贤祠变得“方式宗旨”？《记忆之场》一书中写谈：“谁在先贤祠里？有熏陶的法国东谈主游荡而又敬佩地说出五六个名字，这一经是历史未对这座卫城产生影响的标志：先贤祠是空幻的殿堂，是将匿名者神圣化的场合。”
《记忆之场》
[法] 皮埃尔·诺拉| 主编
《记忆之场》翻译组| 译
折射集| 南京大学出书社
2025年1月
先贤祠所界说的“伟大”，让法国东谈主对政事脱敏
先贤祠只是安葬十余位政事东谈主物，数目远远不足玄学家、文体家和艺术家，这被视为法国尊重常识、漠视权力的标记。但在多元化的法国，它相同不是民族意见的全部。对政事的忽视，致使被一些东谈主视为袒护某种历史矛盾。虽然，事实偶而如斯严重。
《记忆之场》提到，圣日涅维芙（即圣日内维耶，活命于公元五世纪，法国巴黎的主保圣东谈主）、圣女贞德、亨利四世和戴高乐将军齐不在先贤祠里。“一边是伟东谈主，另一边是圣东谈主和英杰；一边是共和国，另一边是帝王（包括共和国帝王）：法国的两种记忆从未交融在它献给本人光辉的系念碑里”，但这种手不释卷的分别，恰正是法国历史的特色和价值所在。
在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中，对伟大东谈主物的哀痛占据着终点要紧的部分。在界定“何为伟大东谈主物”上，法国从来齐是典范，它并莫得理所虽然地将掌权者视为伟大，而是坚抓认为“伟东谈主形象起首阻隔了国王形象，因为莫得一个国王天生是伟东谈主”。
在法国，对伟大东谈主物的施展因为提前对政事脱敏，是以就如《记忆之场》中提到的那样，“是与专制权力的抗衡，是勉强专制的设施”“这种近乎斗争性的价值不雅荫藏在对伟东谈主的普世救济中，连串的斟酌是其见证：伟东谈主既不是国王，也不是英杰，致使不是名东谈主。十八世纪确立的伟大不雅念正是与悉数光辉而一身的形象相对立的”。
法国的多元化以及由此繁衍的扳缠不清，也在先贤祠里展现得大书特书。在法国大窜改期间被抬入先贤祠、其后又被移出先贤祠的马拉，生前即是先贤祠的反对者。“从先贤祠启用运行，就不可能承认它是寰宇悉数伟东谈主齐能和平共处的一致场面。”以法国大窜改前为例，费奈隆和笛卡尔等齐曾被忽视赋予先贤祠荣誉，但最终未能末端。
法国历史和文化的复杂面相，高傲、尊荣与放纵遐想并存的气味，并不单是呈现于先贤祠，而是渗入于法国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亦然法国东谈主记忆与剖判的叠加。
历史是经过了考据的记忆
《记忆之场》的主编皮埃尔·诺拉认为，法国作为国度的存在，对集体记忆的形塑有珍视要作用。与欧洲其他陈旧民族比拟，法国在中叶纪末最早诞生了国度的决定性地位；在王室王朝的连接和随后的共和国莳植中，法国用最灵验的弥散宗旨方式铸造了民族记忆。与悉数的欧洲邻国不同，法国不是通过经济、文化能够社会来塑造自我坚硬的，国度在民族坚硬的变成中饰演了要紧变装。
在许多东谈主的剖判里，民族与国度经常视归拢律，但皮埃尔·诺拉坦言，关于法国而言，“共和国”“民族”和“法兰西”是不同的见地与主题，也正是防碍了固有的长入性，才让《记忆之场》始创了清新的书写历史和说合曩昔的方式。
基于“历史在加快”的热切感，皮埃尔·诺拉动员了100多位作家，穷十余年之功，编撰出书了由135篇论文组成的3部7卷、擢升5600页的《记忆之场》。与研究过往之事的历史学不同，也与“心态史”有别，这部文章接收在文化社会语境中回溯历史，探讨形塑法国国民坚硬的“记忆之场”。
作为犹太东谈主，1931年出身的诺拉曾阅历二战的血雨腥风，战后毕业于索邦大学，1958年曾赶赴那时如故法属隶属国的阿尔及利亚担任中学教授，其后出书《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东谈主》，批判作为“殖民者”的法国东谈主。
1965—1977年，诺拉先后在巴黎政事学院和社会科学高档研究院任职。1980年，诺拉与玄学家戈谢创办《论战》，引颈前沿话题。1970年代，法国历史学界运行反省科学取向的历史研究，招呼历史主体的转头，“记忆之场”正是在这一头绪中酝酿而成。
“记忆之场”指记忆与历史相互交汇的非凡空间，不错是具体的建筑、业绩，也不错是概述的典礼、节日等。诺拉认为，“记忆之场”既神圣又依稀；既是当然的，又是东谈主为的；既是最易感知的径直劝诫中的对象，又是最为概述的创作。
记忆是东谈主类社会的繁衍品，档案是载体，保存是魄力，但这种“坐蓐链条”也让记忆变得机械。要是东谈主类的记忆完全由庞杂贵府库组成，使得“纸面记忆”成为寂然机制，那么东谈主在记忆场域的主体性可能就会遭逢冲击。
尤其是近代以来，博物馆、藏书楼、贵府室、文件中心，乃至网罗数据库的扩张，使得东谈主类的档案产出急剧扩张，各样复制和保存工夫让东谈主类在短短时期里积蓄了突出曩昔千万年的贵府。对曩昔的尊重乃至烂醉，致使会成为宗教式的虔敬。
但出于各样原因，东谈主们一方面堕入记忆失意的心焦，另一方面又莫得办法预判哪些东西应该被谨记，这就导致悉数东西齐被立为档案，系念物的鸿沟被急剧扩大，记忆病态膨大。《记忆之场》将之视为“历史化记忆的恐怖宗旨”，试图改变这种将档案等同于记忆的倾向，让“记忆”重归东谈主们的内心。
也即是说，不可将历史等同于记忆，历史只是是记忆的一部分，它不错丰富和修正记忆，ag真人百家乐官网或说是经过了考据的记忆。即使历史研究再有批判性，也长期是记忆的长远。历汗青写频频无法解脱有坚硬的权力搬弄，沦为一种对曩昔的政事把握，《记忆之场》所要作念的，即是将各样不同的曩昔同期展现，以此冲击固有的历汗青写模式。
当法国不再伟大，记忆缘何自处
《记忆之场》诞生于冷战期间，那时越来越多的法国东谈主认为法国已不再伟大，发蒙宗旨时期的荣光已成曩昔，“历史-民族国度-感性”这个长入模式下建构的法兰西已告瓦解，法兰西不再是“精良无比服务的承担者”，而是一个闲居的“法语国度”。历史学家们试图从曩昔记忆中寻找重拾荣光的可能性，诺拉则在这种建构性的民族史学除外，将那些被抹杀的记忆逐个捡拾。
建构性的民族史学在法国由来已久，是民族国度的要紧组成部分，并以各样系念日之类的标签具体呈现，但这种标签化又经常会淡化历史原点，能够因为接收性记忆而激发争议。
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窜改爆发。1880年，7月14日被详情为法国国庆日。但法国大窜改的历汗青写，在多元化的法国历来存在争议。比如东谈主们熟知的“攻占巴士底狱”即是一种狂热情状下的渲染，本质上更像是个历史诬蔑。
在法国历史上，围绕着国庆节到底应该是哪一天，致使法国事否需要有国庆节，齐有着经久争论，致使被不同政事派系视为念念想场域的重要，以至于被戏谑为“新百年干戈”。这种商议虽然是历史谈话权的争夺，亦然历史的“存在感”，但时于本日，法国大窜改已不再被视为决定性、重要性的记忆，关于大巨额法国东谈主来说，7月14日的国庆节确凿一经失去了历史和政事内涵，它只是一个假期，旅行谈理弘大于政事意涵。
诺拉援用了尼采的不雅点：“系念的历史永不可领有完全的真谛，它将老是把不断争的东西放到全部，并使之长入息争，它将老是捏造动机和时机的互异。其标的即是不讲原因，只讲成果，即作为效仿的榜样，‘系念的历史’尽量远隔原因。”
要是解脱这种政事叙事的镣铐，系念物也会变得灵活起来，埃菲尔铁塔即是典型例子。1889年，正大法国大窜改100周年之际，巴黎竖起了高达300米的埃菲尔铁塔。不外它并非单纯为了系念法国大窜改而建，亦然针对1900年巴黎世界展览会的应景建筑。
这座高耸于今的地标，在那时的宗教东谈主士眼中是“渎神”标记，共和宗旨者则赋予铁塔复仇意蕴，将之视为国度强盛的标记，致使试图以这个建筑业绩消解“普法干戈”衰落的辱没。但本质上的巴黎铁塔呢？它率先是纯正的经济家具，时于本日，那些政事意涵被风吹雨打去，曾被视为“艺术上的不实之作”的埃菲尔铁塔成为了信得过的当代艺术品，也成为巴黎的信得过地标。
环法自行车赛相同如斯。1903年，《汽车报》主编德格朗热为了与其他同业竞争，扩大报纸刊行量，构念念了环法自行车赛——“一个完全裹着法国的环”。这项日后的法国“民族遗产”，可谓是无心插柳。
学者乔治·维伽雷罗探讨了环法成为法国东谈主记忆之场的百年演变，在他看来，宣称“朕即国度”的路易十四很少住在巴黎，而是积土成山地巡行于各地，宣示统治的灵验性。但路易十四不会料到，环法自行车赛用“游戏”整合了国度，将邦畿手脚配景，展示了从一个乡土的法兰西到旅游胜地的法兰西，从意志宗旨提醒到糜费宗旨提醒的转换，完成了他作念梦也想完成的事，还完成了他根蒂无法遐想的事。
也即是说，单纯的“历史”一经淡出东谈主们的现实活命，就像在先贤祠这个场域，法国东谈主早已对政事脱敏一样。比拟带着“惟一”“客不雅”标签的“历史真相”，东谈主们更倾向于纷茂盛元的“记忆”。
即使历史学家仍然将我方定位为裁决“发生了什么”的泰斗，但事实上，历史学已无法像实证宗旨传统那样宣称本人是科学。“流动的、易变形的、多元的集体记忆看起来已压倒了分析性的、批判性的和感性的历史记述，无东谈主能宣称我方具有谈义上的泰斗，详情或重塑惟一的历史真相”，劳动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回话，已难以宣称比闲居当事东谈主的记忆更准确。
在诺拉看来，建构性民族史学的最大问题，在于它预设了一个长入而连接的“法兰西实体”，以此繁衍出连贯的历史头绪。诺拉认为，即使这个历史头绪是确凿的，也存在巨大的禁闭性，使得信得过的法兰西记忆被禁闭在一种决定论中，失去了本人应有的丰富性和各样性。更并且，在法国这么的国度，历史学的历史从不可能是纯学术的。
“记忆之场”对历史学的突破，本色是一种身份认可。关于个体而言，寻回记忆是详情我方身份的经过，这个背负使得每个东谈主齐成为我方的历史学家，记忆也因此大大突出专科历史学家的圈子。诺拉认为，这是“决定性的位移”，是“从历史学向热诚学、从社会向个东谈主、从传承性向主体性、从访佛向追思的转换”，也因此开启了新的记忆方式，记忆从此成为私东谈主的事务。
比拟在汉文世界里很流行的“集体记忆”一词，诺拉更敬重个东谈主的力量，他认为“记忆的强制力以坚强且不加分别的方式施加的影响作用于个东谈主且只是作用于个东谈主，正如记忆的再生确立在个东谈主与我方的曩昔之间的磋商上。广泛记忆原子化为私东谈主记忆，这就赋予回忆的律例强盛的内在强制权”。要是个体不以寂然决议和个东谈主良知来担当记忆这个背负，记忆就可能无处栖身。记忆的劝诫越是枯竭集体性，它就越需要个东谈主的参与和奋勉。